第(1/3)页 清朝名将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一直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屁而喜，也不因不被拍马屁过火而恼。他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溜须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番。曾国藩看过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刁难你、报复你、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进而冷汗淋漓。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大。这个道理对做人也适用。我们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一定会备受关注，并因此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 人生下来就有其个性，后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知识、处世教养等诸因素影响，有时难免表现出与他人的对立。对立双方，各执己见，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挂起来”，暂不解决，等时机成熟时，再着手解决，这就是所谓的余地。会做人的人，总能营造回旋的余地。 可方可圆，不偏不倚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乘风破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聪明绝顶，也会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我们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 蔡尚思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问题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融，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珑、滚来滚去的圆，那就沦为圆滑了。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介石以“教育部部长”一职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淖时，黄炎培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恪守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庸》也是千年国学的经典。中庸之道更是做人的超级智慧。遗憾的是，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视为贬义词，说它是“温吞水”“和稀泥”，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误解、曲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唯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 中庸，说通俗一点，就是中道，就是不偏不倚。用《中庸》这本书里的话来说，中庸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中庸就是要在诸多对立统一的因素中，敏锐而智慧地寻找最佳的均衡状态。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庸的含义，我们可以用一种最能体现中国人整体和谐艺术的东西——围棋来加以说明。围棋的棋盘纵横各19道，共有361个交叉点。棋子分黑、白两种颜色，黑子共181个，白子共180个。按规定，执黑子者先行，轮流将棋子下在交叉点上，以占领多于所规定的交叉点的一方获胜。 围棋仿佛我们的人生，每一步都充满了矛盾冲突。然而，围棋界重量级大师吴清源先生却说：“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这句话有其深刻的内涵。日本围棋评论家江崎诚致对此解释道：“围棋若是黑白双方保持和谐进行，那么先出手的一方就占有优势，只要中途不贪得无厌，不畏首畏尾，不是不合情理，那么一定是黑棋获胜。因此围棋的本质与其说是竞争更应该说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破坏，形势的动摇，人们不可能企求完美，也正因此不一定都是黑棋获胜。而人呢，只不过是把这种结果定名为胜负罢了。”由这段话可知，能够在对弈的过程中超越胜负，而去追求棋局本身和谐的人，才算是最高段位的弈手，自然也是胜率最高的棋士。人们常说，“世事如棋局局新”，根据“和谐相依，方成棋局”的认识，处世的艺术除了“中庸”之外还有什么呢？ 庄子在《南华经.外篇.在宥章》中，叙述了以“中一”为主体，以礼法仁义为枝干，以民物为根本，以无为为实用的经世治国的无上经典。庄子说：“低贱然而不可不任凭的，是万物；卑下然而不可不依随的，是人民；隐藏然而不可不做的，是事情；粗略然而不可不陈述的，是可效法的言论；相距很远然而不可不增多的，是礼仪；顺依其性然而不可不敬重的，是道德；本于一统然而不可不变化的，是大道；玄妙莫测然而不可不顺应的，是自然。所以圣人观察自然的玄妙但不予协助，成就了品格的修养但无拘无束，行为出自道但不是事先的思考，符合仁义的要求但不依靠，靠拢了道义但不积不留，应合礼但不回避，接触琐事但不推辞，成功于法度但不任意妄为，依靠人民但不轻率地役使，遵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不偏离。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也就不会有纯正的品格；不通晓道的人，则无事可成。不通晓道的人，真可悲啊！什么叫做道呢？道有天道，也有人道。无所作为而处在崇高地位的，叫做天道；有作为并且劳绩卓著的，叫做人道。君王，是天道；臣下，是人道。天道与人道相较，相差太远，必须觉察。”庄子这里的意思是说，天道与人道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仍是道。道就是一，一也就是道。一生于中，却得到了“中一”之道，这样就能顺应万物的天性，顺应人的天性，所以说“道”是无为的，仁义礼法都要措施适当。所以庄子又说：“君子如果不放纵情欲，不炫耀聪明，寂然不动而灵活如龙，深沉静默而震动如雷，行动如神而合乎自然，从容无为而万物如风吹尘土一样自然运动，又何须我来治理天下呢！” 下面可以通过一则故事来认识中庸在历史上的影响。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贤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即“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政绩卓越，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他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展开。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做法。中国人甘心情愿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种希望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心态。虽然我们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及“东方不亮西方亮”等充满睿智、哲理性的通俗民谚，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人就追求持续的、永恒的平衡。中国人不怕失落，不怕一时一地的损失。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土遭受着列强铁骑的践踏，我们的肉体遭受着坚船利炮的摧残，但是我们在与侵略者的搏击中练就了坚强的民族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使我们巍巍如长城而屹立不倒。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平衡。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生存法则，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落实到了每位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吸引与排斥、正流与异化、割裂与归流、改良与保守、激进与稳健、功利与平淡、盲目与清醒、堕落与升华、停滞与跳跃，等等，都将在这种“行动”中走向中庸。因而，我们的生活不只是现在中庸，在未来更要中庸。 一定不要走极端 有个自称专治驼背的医生，招牌上写着：无论你的背驼得像弓、像虾、像饭锅那样，我都能医治好！ 有个驼背信以为真，就请他医治。他拿了两块木板，不给驼背开药方，也不给他吃药，把一块木板放在地上，叫驼背趴在上面，将另一块木板压在驼背的身上，然后用绳索绑紧，接着，便自己跳上板去，拼命乱踩一番。驼背连声呼叫求救，他也不理会。结果，驼背算是给弄直了，人也死了。驼背的儿子找这医生评理，这医生反而说：“我只管把他的驼背弄直，哪管他的死活！” 人们有时候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负面的情绪，是想要造成破坏，伤害别人，以达到惩罚别人的目的。例如父母会殴打小孩，让小孩感觉到身体的疼痛，以补偿大人心理的痛苦。他们同时也想要强迫小孩对他们的权威和控制有即时而明显的反应，改变不当的行为。 但是，殴打小孩会造成孩子身体的痛苦和心里的怨恨，特别是如果父母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和挫败感，而不是为了使小孩受教育。随着小孩渐渐长大，父母有时必须改用其他方式教育他们的小孩子。正如一个海洋动物学家所说的，“我们不能让一只12000吨的杀人鲸躺在我们的膝上殴打它，在它们做得不对时，我们必须寻求适当的方式训练它们。” 同样，人们极端的宣泄行为通常只会增加双方的紧张压力和彼此的憎恨，把更大的反作用力加到自己身上。我们不能走极端。即使你再生气，再仇恨，也要有底线。 少说绝话多留余地 有一个人，因在单位里与同事之间产生了一点摩擦，很不愉快。一怒之下，他就对那位同事说：“从今以后，我们之间一刀两断，彼此毫无瓜葛！” 第(1/3)页